曹中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导读】李在明政府上台后，韩国外交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双重姿态：一方面，中韩关系回暖成为地区政治中的重要信号；另一方面，日韩关系并未因此降温，反而在安全、能源与地区秩序议题上持续推进合作。对于一个并非右翼出身、且以修复中韩关系为重要外交方向的政府而言，继续维护日韩关系，折射出韩国深层政治结构中更为顽固的力量格局。

理解这一矛盾，不能只停留在“进步—保守”的表层二分。韩国保守主义本就不是伯克式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在冷战分裂、反共建国、美国安全依赖、财阀发展主义和威权统治遗产中塑造出来的特殊政治形态。进入21世纪后，伴随“新右派”与“新亲日派”的兴起，这一保守主义又进一步异化为以历史修正主义包装现实利益、以“国家利益”淡化殖民创伤、以“价值同盟”掩盖依附结构的政治叙事。

因此，李在明即便试图推动中韩亲善，也必须面对韩国国内强大的亲日右翼势力、保守媒体网络、财阀利益结构和安全同盟惯性。日韩关系的维持，并不只是外交层面的权衡，更是韩国保守主义长期嵌入国家结构后的现实结果。

本文深入分析了韩国保守主义的演化路径，指出韩国保守主义的危机并非简单来自选举失利或政党更替，而是来自其无法同时回答民族自主、历史正义、民主合法性与社会公平这四个根本问题。

本文原载《东北亚学刊》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韩国保守主义的异化：

从依附性发展到合法性危机

大韩民国建国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根基于极端反共和亲美的“生存型保守主义”，其核心目标是确保政权生存、发展经济以证明体制合法性，并非哲学或文化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西方保守主义奠基者伯克强调保守主义对社会传统和有机渐变的维护，认为人类社会不是建立在完美的理性设计上，而是建立在传统、经验、习俗、道德与缓慢演化之上。韩国的保守主义则不同，其是在冷战格局与依附性发展模式下形成的特殊形态，核心特征表现为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与财阀的资本共生以及对威权遗产的延续。保守主义政党上台，无论是军部支持的或者是民选的，都不断发生执政危机。

21世纪初以来，韩国的保守主义发生新变化，其内部衍生出所谓的“新右派”与“新亲日派”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叙事和亲日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保守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异化现象不仅折射出韩国政治文化的深层矛盾，更揭示了保守主义在现代转型中的结构性困境。笔者从历史根源、异化表现和合法性危机等不同维度，深入分析韩国保守主义的蜕变过程。

▍依附性发展与传统保守主义的形成

1948年8月建立的大韩民国，并非朝鲜半岛民众自主选择的统一建国进程，而是在美国杜鲁门政府违背《开罗宣言》确立的在朝鲜半岛建立独立、统一和民主政府的精神，通过美国占领军军政府推翻“朝鲜人民共和国”、镇压半岛南部反分裂和反独裁武装的背景下，背弃美苏共管与托管协议，推动朝鲜问题“联合国化”，强行在南部举行单独选举、单方面建立的国家。所以，从其诞生之初，韩国政府就制定了《国家保安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起以反共、反民主、打压异己为核心的威权体制，对朝鲜劳动党为首的左翼进步力量、民族主义民主势力及反对南北分裂的社会力量进行持续肃清与压制。这种“建国的非正义性”成为长期主导韩国政治的保守主义阵营难以摆脱的历史原罪。

迄今为止，大韩民国已经经历了六个共和国。史称“第一共和国”的李承晚政府时期（1948—1960年）是由自由党执政，其社会基础是极右、亲美、反共的保守势力，该政权具有明显独裁性质，主要依靠镇压反对派与异见力量来维持统治。1958年，李承晚政权甚至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处决韩国进步党委员长、韩国政府首任农林部部长曹奉岩，进一步扼杀进步势力的生存空间。保守主义在经济领域选择了一条依附性发展道路。[编者注：第二共和国是大韩民国于1960年6月15日至1961年5月16日间存在的短命民主政权。]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先后经历两届共和国，即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军部政权的第三共和国（1961—1972年）以及朴正熙通过发动“自我政变” 后确立的第四共和国（1972—1980年）。这一时期的发展路径是在国家权力庇护下，依靠政商结合、扶持财阀资本实现的。政府通过控制银行信贷、提供特惠政策，定向扶持特定大企业，创造了“汉江奇迹”。同时，也形成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种发展模式虽带来经济增长，却造成了保守主义与民主原则之间的根本性对立。财阀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则需要财阀的经济绩效和政治献金，从而形成了“政-经-媒”铁三角的垄断性权力结构。韩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被财阀和权力阶层攫取，而劳工权利被系统性压制。

韩国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先天结构性缺陷，其核心是扭曲的“反共民族主义”，为反共，可牺牲国家主权而依赖美国军事力量，将民主运动定为“容共”予以镇压，甚至搁置或淡化对日本殖民历史的清算，使亲日分子受到庇护。这种以反共凌驾于民族利益、以依附置换国家自主、以镇压消解民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使其民族主义叙事从根源上缺乏说服力，其话语体系始终难以摆脱历史原罪的阴影。

▍走向保守主义的异化：“新右派运动”与“新亲日派”

20世纪末，以全斗焕为首的新军部建立了第五共和国（1980—1988年）。在当时民主化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接替全斗焕政权的执政党民主正义党（简称民正党）代表卢泰愚与反对党一起制定了第八部宪法，成立了第六共和国（1988年至今）第一届政府，即由民正党、民主党与共和党三个偏保守政党组成的金泳三“文民政府”（1993—1998年）。特别是1998年春，代表民主力量的自由派金大中联合政府成立；2002年，出身平民、属于开放民主党非主流派的卢武铉政府上台。两次政权更替，使连续失去政权的保守主义右翼大国家党深感危机。该党2002年3月聚集“正确社会市民会议”组织为首的保守势力，于2003年3月1日利用第二次朝核危机，组织“反核、反金（正日）自由统一三·一节国民大会”，正式集结。这些团体自称为“新右派”，并迅速形成规模。

2004年10月20日，开放民主党向国会提出废止《国家保安法》，提交《查明历史真相法》、《私立学校法修正案》、《媒体关系法》等法案。2005年5月，卢武铉政府依此前国会通过的《日帝强占下反民族行为真相纠明特别法》，建立了直属总统的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纠明委员会，根据历史罪证公布《调查报告（2006—2009年）》，先后确定了705人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单，其中包括李完用、崔南善、崔承喜以及原韩国总统朴正熙等人。在此形势下，保守势力的边缘化，以及因90年代一系列改革而遭到的利益打击达到极点，促使其加快分裂与整合。而“文民政府”时期，尤其是金大中、卢武铉政权时期宽松的政治氛围，给保守势力重整旗鼓与新保守主义的成长提供了空间。  

韩国的政治民主转型不久便赶上了金融危机，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重中之重，新执政者来不及在思想领域对极权主义进行清算，民众在政治理念上缺乏对保守主义的必要警惕。结果，韩国新保守主义在卢武铉执政时期形成气候，实现了世代交替。

韩国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发生在金泳三政府后期。1995年12月15日，金泳三第四次改组内阁，此时韩国政治已明显趋向保守，“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并行抬头”。 当时韩国经济出现泡沫化，经济活动失范且分配不公，产生严重的社会犯罪，以至出现绑架、勒索、残杀与焚尸一条龙“作业”犯罪团伙的极端现象，政府除不断改组外始终拿不出有效对策，民众对前景普遍丧失信心。1996年4月11日，参加第15届国会选举的新韩国党、新政治国民会议、自民联和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论战中，竞相争夺 “保守主义”招牌，纷纷自诩所属政党是“真正的”、“稳健的”或“唯一的改革取向”的正统保守主义势力，指责对方是“伪装的保守派”。这场政治闹剧使韩国保守主义主张沦为争权夺利的空洞口号。在这种政治虚耗中，1997年1月23日韩宝集团破产，直接拉开了韩国金融危机的序幕，成为韩国保守派治理失败的鲜明注脚。

卢武铉政府执政正逢韩国金融危机后国家经济低迷时期，其对朝政策又未能阻止朝方核武器开发，民众怀疑开放民主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助长了右翼保守势力的抬头。被弹劾的总统卢武铉再度复职所体现的民主力量成长，又使得新生的右派势力愈加认为旧右派无能，也愈发感到重新集结力量的紧迫性，结果以“新亲日派”为主要成分的“新右派”势力成了气候。

2004年10月4日，约160余个右翼团体在汉城市厅前广场举行“死守《国家保安法》的国民大会”，有30万人参加，六名前总理作为大会主席。于是，以11月“自由主义连带”的成立为起点，“教科书论坛”、“新右派智库网”、“新右派网络”、“新右派全国联合”、“新右派教师联合”、“新右派文化体育联合和新右派财团”（后更名为“时代精神”）、“基督教新右派”等新右派团体相继出现。新右派将此自我标榜为“21世纪韩国版文艺复兴运动”， 广泛传播“健康的右派价值”。

2007年底的第17届韩国总统大选是在“分裂的左派、决裂的右派” 的混乱政治生态下举行的。 右派分裂为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博和此前退出该党的无党派候选人李会昌两股势力，形成李会昌“正统保守”与李明博“新保守”、“新右翼”对决。结果，“新右派”与已有的右派团体“基督教社会责任”“韩国基督教改革运动”“公正教育权实践运动本部”等合作，使李明博得以胜选。至此，旧的“正统保守”派退出政治舞台。

这时，新右翼与新滋生的亲日分子开始发起进攻。2016年7月26日，韩国最大文化团体，拥有1.3万名会员的韩国文人协会理事会不顾“历史正义实践连带”等组织的反对，决定设立“六堂学术奖”“春园文学奖”。而“六堂”“春园”是崔南善、李光洙的“雅号”，二人是韩国政府列入“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单的核心人物。2008年以来，“新亲日派”连续发动两次历史观对决，首尔未来社连续出版《反日种族主义》《与反日种族主义的斗争》等书籍，公开挑战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奸罪行的历史清算。这些书籍依据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观”，否认日本侵略罪行。

日本投降后“南韩”的状况，为右派与亲日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 在美国军政府以及韩国自由党和军政府的庇护下，以“普成集团”为核心的亲日势力在大韩民国建立时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并打造了21世纪新亲日势力的主要社会基础。

韩国舆论认为，李明博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从进步主义回归保守主义，是时隔十年的“政权交替”。韩国保守主义重新夺得政权，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步主义主导政权的民主运动的系统性转向。

作为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重要思潮之一的保守主义，因其语境或历史阶段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本质上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一般而言，保守主义认为财产和地位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社会领导权属于社会精英，强调代表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法律和秩序，维护传统社会纽带，主要代表既得利益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等当中保守分子的诉求。现今美国和西方国家又出现了从自由主义转变而来的新保守主义，核心是批判现代自由主义的“大政府” 与文化激进主义，同时融合保守主义的道德秩序与强硬外交理念，亦称其为现代右翼保守主义，带有民族保守主义与强硬威权色彩。

韩国的保守主义则不然，不仅与进步主义对立，而且真正反对民主主义。韩国的保守主义源于近代独立协会和以金九为首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路线和纲领，当时的保守主义以民主主义为根基，甚至还包含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但是，大韩民国建立后，从李承晚执政开始，保守主义蜕变为反民主的保守主义，后经朴正熙、全斗焕直到卢泰愚，历时40年的独裁统治，至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反民主的保守主义逐渐衰弱。

韩国进步学者认为，韩国保守主义的特点是在民主口号下否定民主主义的基本内涵，将真正主张民主的人士视为“赤色分子”；反对民族主义，反对彻底清算亲日派，将安重根和尹奉吉的行为称为“恐怖主义”；维护独裁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反对福祉主义，是“畸形的保守主义”。韩国学者所谓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指保守主义的右翼，即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李明博、朴槿惠、尹锡悦代表的保守主义；而民主党系统的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所代表的，则是中道保守主义。

在分裂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存在着保守主义的社会土壤。根据保守立场的《朝鲜日报》2008年公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韩国社会自认为持中间立场者占63%，支持保守主义的占23%，拥护进步主义的占14%；该报另一项有关调查显示，支持保守主义的占37.2%，支持进步主义的占28.6%，中间者占24.1%。两项调查显示，保守势力大于包括中道保守派与左翼进步政党在内的政治势力。韩国民主势力上台后，保守势力为重掌政权，把视线转向民众，利用其控制的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通过《韩国论坛》《月刊朝鲜》等保守势力媒体发动“保守行动主义”运动。于是，由政界元老、退役军人和“失乡民”、下野官吏，以及基督教总联合会、保守学生联队等建立的组织纷纷登场， 最终异化为自称“新右派”的“新保守主义”。

但是，正如韩国学者所言，韩国“存在保守势力，但不存在保守理念”。2000年前，韩国保守势力并没有秉持的保守理论体系。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韩国社会两极分化加深，因此，李明博保守政权的建立与其说是保守主义政策或保守主义理念的胜利，不如说是迫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金大中、卢武铉两届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加强对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视，从而为改革性保守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其具备了一套可自我武装的理论工具， 并赢得新旧保守势力的支持，从而促成李明博的上台。

2005年11月，时任大国家党代表的朴槿惠、首尔市长李明博等保守势力领导人物现身“新右派全国联合”成立大会，标志着泛保守营垒在革新型保守主义旗帜下形成为联合势力。他们强调时代差异以掩盖社会矛盾，比如原国民力量党首李俊锡等年轻保守派人物强调“民主化时代对工业化时代”。以尹锡悦为首的国民力量党属极右翼新保守主义势力，强调威权、亲美反华、对朝强硬、反多元、亲财阀。

韩国新保守主义并没有摆脱思想意识偏执、发展层次粗浅的状态，以致其“保守行动主义”发展成为向包括左翼保守政党在内的“进步势力”施暴的程度。2009年3月20日，在首尔大法院前，发生了保守团体侮辱、冲击“民主化实践家族协议会”成员的暴力事件；6月23日，“在乡军人会6.25参战勇士”等80余人砸毁展示民主运动成果的建筑物，哄抢展品，造成数人受伤；9月10日，以“大韩民国父母联合”“韩美友好增进协议会韩国支部”为首的保守团体成员在首尔国家公墓性质的“显忠院”示威，殴打祭奠金大中的民众，并破坏、踩踏金大中墓地。

与出身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政界元老和旧军部势力为核心的保守主义不同，新保守主义是以部分386世代人士[”386世代“是韩国社会对在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成长的30岁人士的称呼]为骨干形成的社会力量， 且多为知识分子、教授、舆论界人士、保守智库成员，颇具社会能量与影响力。2005年11月，朴槿惠、李明博等保守势力领袖出席“新右派全国联合”成立大会，标志着新右派获得主流保守政治势力的认可。

▍合法性危机：异化保守主义的困境与悖论

“新右翼运动”最初是以“新亲日派”组织“教科书论坛”“全国联合”等为核心，以历史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历史叙事。他们通过编撰《代案教科书》等手段，贬低民主化运动、质疑朝鲜半岛近代化的内生动力、宣扬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近代化论”，为保守主义重构认同基础。“新亲日派”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亲日势力，而是在“实用主义”和“国家利益”包装下的对日妥协派；鼓吹“超越历史”的对日合作论，接纳亲日历史评价。他们试图通过历史修正主义重构民族认同，却因亲日倾向陷入“卖国式爱国”的讽刺性境地，其民族主义叙事与民众基于伤痛记忆的历史认知产生严重冲突，导致保守主义在民族认同构建上始终缺乏真诚性与说服力。

新右派在国家历史叙事中，主张以“建国节”取代“8·15”朝鲜半岛“光复节”，其核心逻辑是淡化日本殖民统治，强调导致朝鲜半岛分裂的南部“单选”建国的正统性。然而，这与韩国社会对殖民压迫、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创伤记忆形成直接冲突，使保守主义难以建立文化主导权。

新右派号称拥护“民主价值”，却往往通过司法手段，强制解散代表工农民众利益的左翼进步政党、打压劳工运动、控制媒体舆论，导致其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

韩国保守主义依靠经济增长的成效维持其政权合法性，但必然造成财阀垄断与经济不平等的结果。当经济增长放缓时，这种基于经济绩效的合法性便难以为继，而结构性改革又触及其阶级基础，使保守主义陷入改革困境。韩国虽然是经济发达国家，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流动性降低等问题日益严重，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进一步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这些问题都削弱了保守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保守主义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动摇自己的基础；要么维持现状，陷于民众日益不满的社会环境。

右翼保守主义的亲日亲美路线与民族自主诉求存在根本矛盾，其越是强调“价值同盟”，亲美媚日，就越是暴露其民族自主性欠缺。这种依附性始终面临国内民族情绪的强烈反弹。韩国保守主义的异化过程揭示了一个深层悖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其存在方式与民族主权民主原则存在根本性矛盾。

国民力量党的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新右派与“新亲日派”的声势兴起，非但不是保守主义的复兴，反而是其合法性危机深化的表现。这种通过历史修正主义和身份政治来重构合法性的尝试，最终只会导致社会进一步撕裂和保守主义自身的空洞化。韩国政治要走向真正成熟，必须超越这种异化的保守主义，只有在彻底清算殖民历史、实现社会和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稳固的政治合法性。

▍韩国的进步主义与进步派之辩

不能简单地将韩国政坛划分保守阵营（或称右翼）和进步阵营（或称左翼），否则将模糊韩国政治光谱的真实复杂性，并客观上系统地边缘化真正的左翼进步势力及其政党。

进步主义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源于美国的社会思潮与改革运动，涵盖教育、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进步派则是受进步主义思潮影响形成的政治派别或群体。用美西方进步主义与进步派概念套用于韩国政治体系，以“进步-保守”二分法的简化标签，无法充分认识韩国现代社会政治光谱的复杂建构。

一直以来，韩国政权（政府与立法机构）长期受财阀控制，代表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即进步阵营）一直遭到排斥、压制。韩国主流政治势力只能被划分为“自由派-保守派”或“进步自由派-右翼保守派”。被称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民政府”的总统金泳三并非由“进步阵营”推选，而是作为新军部执政的民正党，以及在野的民主党、旧军部的共和党合并的民主自由党（简称民自党）候选人掌握政权。 此后，金大中政府也是新政治国民会议与自民联的联合政府，竞选期间不仅与朴正熙军部政权二号人物金钟泌实现联合，而且还拜访“国家报勋处”和“韩国自由总联盟”等右翼保守机关和组织。其实，早在汉城亚运会前的1984年11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金大中就公开与左翼划清界限，宣称：“对于韩国以亲共与反美情绪为形式的激进趋势，虽然不难理解其背后的种种原因，但是这种情绪只会为独裁者提供难得的口实，借以镇压民主运动。” 这等于公开与韩国左翼切割，所以，包括金大中在内的韩国民主人士，至多是左翼进步阵营的同情者，并非真正的左翼。就是被标签为“进步”政党的共同民主党，其经济政策也常常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其政策核心并非要挑战财阀，而是更倾向于在现有体系内进行有限的改革和调节，这与全球许多社会自由主义或进步自由主义政党的路线更为接近。实际上，迄今为止，韩国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左翼政权。所谓 “进步派”政权，相较右翼保守政权，充其量只能被视为 “民主化的保守派”或“改革派保守主义”。从韩国的政治结构来看，金泳三的民自党政府是保守的文人政府；金大中也非左翼，而是民主化保守派；当前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似属社会自由主义-改革保守派政府，也不是左翼政权。

韩国社会真正的左翼进步力量，往往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即使短时间成为体制内政党，如目前的正义党、民主劳动党等左翼政党，在国会中的席位都非常有限，常常难以组成议会党团，难以对国家大政方针产生实质性影响，其政策主张很少能进入全国性政治议程的核心圈层。执政的右翼对其非常排斥，例如，朴槿惠执政时期国会议员、统合进步党领导人李石基遭到逮捕；韩国统合进步党国会议员金美希、金在妍以及该党代表李正姬也遭拘留。韩国政府又以统合进步党“违宪”为由，向宪法法院提交要求解散该党的申请。时任韩国政府诉讼代表、法务部部长黄教安称：“统合进步党的目标与政党活动违背了韩国宪法民主的基本秩序。”另一官员郑点植则称，统合进步党的最高理念是“进步性民主主义”，这一理念引用了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思想——“进步性民主主义”，目的是煽动韩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些事件表明，韩国主流政治圈与保守势力对真正的左翼势力大力排斥、法律打压、政治妖魔化的行为，使其很难发展壮大。

其实，统合进步党的纲领是实现普遍的福祉社会、追求普遍的医疗保障体系、确保教育的公共性、保障国民基本生活，主张废除《国家保安法》，主张对亲日、亲独裁行为进行历史审判。朴槿惠新国家党政权通过宪法法院解散统合进步党，该党主张并不激进，但其存在对右翼势力构成威胁。所以，学界批评朴槿惠政府在搞“第二次维新”。

将韩国政坛划分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的二分法，往往只聚焦于保守阵营内左、右两大集团，而无法充分认识真正的左翼进步力量也是主要一极。那些体制外或边缘的真正左翼进步力量，依然对主流政治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韩国真正的左翼力量植根于工会、公民社会和各种社会运动中，通过组织罢工、示威、推动进步立法等，培育韩国社会开展民主化运动的基础。左翼进步力量的存在拉高了政治辩论的坐标，使“进步”政党向左靠拢。对于无论是保守的还是主流的“进步”政党而言，左翼进步力量的存在是一个警示，意味着民众可能会寻求体制外的、更激进的解决方案。这使得执政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下层社会的基本诉求。韩国形式上多元的政党竞争，与实质上被严格限定的意识形态边界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从这一意义上说，韩国左翼不仅是政治边缘群体，更是韩国式民主局限性最直接、最鲜明的体现者。

▍结语

第六共和国政党政治的历史是“自由派-保守派”政权轮替，不应将其简单化地划归“进步-保守”二元结构，韩国政治所谓“二元对立”背后的一元本质，即其主流政党是在“依附性发展主义”大框架下的不同派别。因此，韩国政党政治是保守主义内部不同派别，即右翼保守主义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权力轮替。形式上的自由民主轮替，掩盖着实质上的保守一元体制；韩国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固化了政治上的依附性与结构性不公。

韩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推动经济起飞，但在这一过程得以发展的保守力量及其异化形态，却成为其政治走向成熟、社会实现和解的长期障碍。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基础，但变异的新保守主义由于否认历史正义、拒绝理性对话、加剧社会分裂的特性，恰恰成为政治发展的阻碍。

韩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双刃剑”效应，由于保守主义与庞大的资本利益深度捆绑，尽管韩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新右派、“新亲日派”控制。韩国第六共和国的政权交替，是保守主义内部不同派系的权力调整。这种异化结构，使韩国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却长期面临“政治跛脚”与社会难以和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