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份漂亮的实验室成果到一条真正能跑起来的产线，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往往容易被困在“最后一公里”。而在近日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主题活动中，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发现了北京对该问题的多种“解法”。
在昱栎技术中试基地工业设计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一款复杂的农业机器人做建模设计，中试制造中心的高速贴片机以每分钟3.6万点的速度精准作业；在戴纳科技的黑灯实验室里，机械臂正24小时不间断地配液、检测、回传数据，过去需要科学家手动调试数月的化工配方，被算法切碎成数千次自主试错塞进无人车间；在亦庄的人形机器人量产线上，每日至少有8台整机下线，年产能可达5000台。
规模化的中试产线、AI驱动的黑灯实验室、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队伍，这些记者在走访中现场体验到的创新事物，正是北京产学研联动日益紧密的鲜活代表，通过这些创新机制，北京正逐渐把全国23%的“双一流”高校、28%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与每万人180.7件高价值发明专利，真正变成可量产的产品。
这些鲜少进入公众视野的环节，正在被推上首都科创顶层设计的中央舞台。
当实验室“关灯”，AI替科学家“试错”
走进北京戴纳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戴纳科技）的展示车间，机械臂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工作站内完成取样、配液、检测、清洗的全流程，没有研究员、没有灯光，但屏幕上的实验曲线一刻不停地刷新。董事长迟海鹏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黑灯实验室”有三个潜台词——完全无人、完全闭环以及持续运营，三者必须同时达到才能称为黑灯实验室。“实验室远比生产复杂，生产是一成不变的大装置，但研发过程随时要调整方向，哪怕检测过程每一个内容也都不一样。”
北京戴纳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迟海鹏接受记者采访。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罗亦丹/摄
这与外界惯常理解的“黑灯工厂”逻辑完全不同。在工厂场景里，机器替代的是流水线上重复劳动的双手；而在实验室场景里，机器要替代的是科学家身上一项更难复刻的能力——改错与总结。“在历史上，人就是实验室里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力，承担了大量创造性的改错和总结。黑灯实验室要把这些能力具象到每一台设备上来体现。”迟海鹏告诉记者，团队在做第一个黑灯实验室时一度被卡住三个月，“最后的破局点，是用一套算法把人的改错能力完整地具象现到了自动化系统中”。
近三年的研发历程让迟海鹏有了一句标志性的表述。他在介绍一款AI+黑灯实验室智能装备时说：“这个项目已经运行近三年，从来没错过第三次。第一次、第二次失败时，机器会持续学习和进化，而它只要对一次，就会永远对，并且越做越对。”
更具想象力的是材料“卡脖子”环节的反超可能。迟海鹏向贝壳财经记者举例称，日本之所以是材料大国，得益于其“耐心”的民族特性——技术工人可以在一个岗位工作一辈子、不厌其烦地试各种组合，“而通过黑灯实验室，我们可以具备无限的耐心，以及远超人类的精度，这将重塑材料行业的格局。”
跨越“死亡之谷”：从一台样机到5000台产线
如果说黑灯实验室解决的是科研端“试错”的效率问题，那么中试平台解决的，是在一份漂亮的实验室成果与一条真正能跑起来的产线之间，那段被业内称作“死亡之谷”的鸿沟。“很多高校的实验室成果很亮眼，但离量产还有‘最后一公里’的鸿沟。”北京昱栎技术董事长栗旭锦表示，“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死亡之谷’变成‘高速公路’。”
北京昱栎技术董事长栗旭锦向记者介绍中试平台生产的产品。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罗亦丹/摄
中试为何重要？栗旭锦向贝壳财经记者讲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案例。昱栎曾对接清华大学的语音与语义识别成果，将其转化为一款面向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人群的居家安全预警产品——只需安装在墙面插座，就能识别老人跌倒、采集语音呼救并自动拨打电话、发送短信向亲属推送预警。“该成果在实验室原型阶段，单台成本高达数千元；经过中试优化、工艺改良与批量生产后，产品成本大幅下降，具备了市场化普及的条件。”。
在他看来，中试阶段最核心的难点已经不是功能验证，而是“小批量试产+真实场景数据采集+算法持续训练”的闭环——这恰恰是当下AI硬件能否真正落地的胜负手。
正因如此，昱栎在启动概念验证与中试前会做严格筛选，标准只有三条：产品定位是否清晰、能否解决行业实际痛点、对应需求是否为高频刚需。栗旭锦坦言，如果项目无法满足真实痛点、不属于高频刚需，“即便技术再成熟也不建议继续推进”。
在亦庄，记者看到了这套逻辑被推到极致后的形态——一条已经满负荷运转的人形机器人量产线。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这条产线于2025年启动立项与建设，目前年产能可达5000台，单班生产模式下每日至少8台整机下线，是行业内首条系统化、规模化的人形机器人量产线，覆盖原材料入库、整机装配、成品检测的全流程。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验证平台，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机器人。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罗亦丹/摄
这条产线还拥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中试平台，也是产业化基地。“目前已有多所院校、科研院所主动对接，计划将自研产品放到平台开展试制。”黄哲告诉记者，对高校与科研机构而言，独立搭建量产产线的资金、供应链与品控门槛过高，平台的核心价值正是“对外输出成熟生产能力，帮助合作方实现产品的批量试制与生产”。当被问及大厂与中小机构的差距，黄哲的回答相当直接，“单台高性能机器人样机，多数企业、院校都能在实验室环境下完成；但要保障数百台、数千台产品品质稳定，是完全不同的技术与管理挑战”。这条产线下一步的迭代方向是引入更多机器人设备，逐步实现“以机器人制造机器人”——一个高度自我嵌套的产业闭环正在显形。
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北京2026年1月发布的政策也已明确，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属于“国际引领产业”梯队，新建中试项目最高可获总投资35%、不超过1亿元的补贴。
摆渡人、概念验证与“1号文件”：北京如何托住关键一程
随着产学研联动的加深，科技行业迎来许多新兴职业，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是“技术经理人”。
北京的首家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北京传方技术经理人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初国刚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技术经理人于2022年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承担着衔接科研人员与企业家的核心作用，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真正意义上的“摆渡人”。
北京传方技术经理人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初国刚接受记者采访。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罗亦丹/摄
如果将技术成果、企业需求、行业政策、投资资本比作散落的珍珠，技术经理人就是串联起所有资源的纽带。同时，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复杂，涉及领域广泛，单人难以覆盖全部，因此出现了技术经理人的“事务所”。
初国刚介绍，事务所采用市场化运作和合伙制，“确保创造价值的从业者能够及时获得回报”。在他看来，技术经理人这一新兴职业，是北京把高校院所成果“接得住”的关键缓冲层。
要让科研力量“愿意把成果拿出来”，则需要更深层的制度松绑。在“活力中国调研行”活动现场，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副处长连玮佳介绍，近几年，北京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多点发力、系统推进，构筑起体系完善、效能突出的全链条转化服务生态。一众依托成果转化创办的企业发展势头强劲，集中展现了我市“高校出技术、落地促转化、平台强支撑、园区优承载、产业聚生态”的完整服务体系。如星动纪元公司是清华大学采取作价入股的转化形式成立的企业，进行产业化落地。智谱华章公司是清华大学资产公司参股企业。
下一步，北京市将纵深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畅通创新价值实现链条，全力推动科技成果从科研 “样品”走向产业“产品”，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完成“从1到10”的产业跃升。推动高校院所全面完善成果转化政策体系，优化权属界定、收益分配、流程审批等配套规则，着力构建能够快速响应未来产业转化需求的新机制。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方面表示，始终立足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实际，推动“企业出题、研发单位答题、多方联合攻关与转化”的组织方式，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围绕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梳理需求，引导科研力量精准对接产业痛点，全面提升科技成果的实用性与落地转化率。助力更多科技成果从 “实验室” 加速跑向 “生产线”，为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鲁晓在主题演讲时提到了全球科学中心的转移，而贝壳财经记者发现，科学中心往往也都在当时较为强盛的国家。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鲁晓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 受访者供图
对此，鲁晓在接受贝壳财经采访时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解释框架——“全球科学中心从意大利逐步转移至英国、法国、德国，再到美国，这一过程印证了一个规律：科技进步与国家强盛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鲁晓告诉记者，北京之所以能在2025年12月被正式扩容升级为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方面源自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源自北京长期积累的综合优势，“汇聚了大量高校科研院所、中央直属企业，众多民营企业也将研发中心与核心团队布局于此，多方主体协同发力，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创新的完整联动体系”。
把“科研强基础、落地促转化、平台强支撑、园区优承载、产业聚生态”的链条彻底跑通，正在成为北京这座城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最具体，也最难复制的一段叙事——而它的关键，恰恰发生在那些过去被忽略、却把“实验室样品”一点点托举为“产业产品”的地方，正如此次“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看到的中试平台与黑灯实验室，科创的活力正在这里萌发。
新京报贝壳财经首席记者 罗亦丹 编辑 陈莉 校对 穆祥桐